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共進午餐 - 經濟

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共進午餐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提姆.哈福德(Tim Harford)
2006年1月6日 星期五


一

開始，我似乎肯定不會有機會與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共進午餐了。我第一次試著約他時，他告訴我得等一兩個星期，以便他能從有
關獲獎的“慶祝活動中抽身”。我們另外約了時間，可後來他還是不得不爽約：“我得去
瑞典大使館和白宮，”他發電子郵件給我說道，“我知道我該先問問我太太……抱歉，我
目前一團糟，一定把你弄糊塗了。”

最終，他邀請我到他家中吃飯，他家位於風景宜人的華盛頓特區市郊貝塞斯大(Bethesda)
。“一定比去餐館好，”他保證說。

年屆84歲高齡



我到他家時，他太太艾麗絲(Alice)在門口迎接我。謝林站在她身後，臉上帶著淡淡的、
略帶調皮的笑容。“再提醒我一下，你是哪家報紙的，”他說。他不是開玩笑，我是那天
第二個采訪他的人，而此時離他接到瑞典打來的電話，告訴他獲得了諾貝爾獎已經有一個
多月了。謝林感到很意外，他不久前曾放棄這個獎項了。年屆84歲高齡的謝林，是有史以
來贏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中最年長的一位。

他請我在客廳入座並告訴我，他和其他諾貝爾獎得主不同，他不是一大早被吵醒的，而是
早上7點才接到通知，幾秒鍾後，記者們的電話就來了。“有人說，我本該在早上5點接到
電話，但他們沒有我的電話號碼。我不禁想，瑞典的情報部門並不怎麼樣，我可是列在電
話簿裡的。”

謝林兩年前才從馬裡蘭大學退休，他是該校的經濟學和公共政策教授。他本打算利用退休
時間學習電腦編程，這樣他就可以完成幾十年前開始的有關種族隔離的研究。

但諾貝爾獎改變了他的計劃：“現在我得了這個該死的諾貝爾獎，大學就不讓我退休了。
”他一直在克盡職守地幫助籌集資金：“學校對我很不錯。”

謝林是因為對博弈論的貢獻而贏得了諾貝爾獎。他與從未共事過的數學家羅伯特.奧曼
(Robert Aumann)分享了這一獎項。當他涉足這一領域時，該領域被數學家和優雅的理論
所控制，與當時現實世界的緊要問題甚少瓜葛，比如怎樣避免核戰爭。謝林對現實問題更
感興趣，比如種族隔離原因，以及人們如何可以控制毒癮等。

幾分鍾後，艾麗絲出現了，邀請我們共進午餐。午餐有面包、奶酪，以及味道濃郁的鵝肝
和希臘風味色拉。謝林開了我帶來的紅酒。“他下次還能來，”他說。艾麗斯示意我該讓
謝林坐上座，然後就離開去用電腦了。

有關核武器

謝林的父親和哥哥都是海軍軍官，從他的平頭和卡通人物般的方下巴，不難想象謝林穿制
服的樣子。雖然他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在哈佛執教經濟學，但他也為美國戰爭學院(War
College)的年輕軍官們講過軍事戰略。肯尼迪(Kennedy)政府中就滿是剛完成謝林研修班
的知識分子，其中包括肯尼迪的國家安全顧問麥克喬治. 邦迪(McGeorge Bundy)、林頓.
約翰遜(Lyndon Johnson)、邦迪的副手沃爾特.羅斯托(Walt Rostow)，以及後來成為國防
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得力顧問的約翰.麥克諾頓(John McNaughton)
。

通過這些人，謝林幫助制定了有關使用核武器的禁忌。艾森豪威爾(Eisenhower)政府曾辯
稱，這種武器與其它武器沒什麼區別，但謝林不這樣認為，而肯尼迪政府同意他的觀點。

美國1970年入侵柬埔寨以後，謝林不再為政府擔任顧問。他帶領了一個12名同事的小組，
去見尼克松(Nixon)的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他們要從非正式顧
問職位上集體辭職。“當時我們看問題的角度，和今天人們對伊拉克的看法很像，”他說
，“我們認為其中有詭計，濫用或篡改了情報。”

種族隔離問題

謝林繼續有關核武器的寫作，但之後也開始涉足其它問題，比如安樂死和有組織犯罪。
1971年，他發表了一篇突破性的論文，證明個人決定的積累，可輕易導致嚴重的種族隔離
，盡管每個人都確實願意住在種族融合的社區。

我一直都想知道，他是如何產生這個念頭的。原來一切始於他在一次長途飛行中的亂塗亂
寫，他在紙上隨意地畫著加號和零，試圖發現當一個人想避免種族隔離時會發生什麼。“
用鉛筆和紙來做是很困難的‥…很多時候你必須用橡皮擦。”

回到家後，他和他12歲的兒子、一個棋盤和兒子收藏的硬幣坐了下來，並以硬幣的“偏好
”作為簡單規則開始了游戲。例如，完全被銅硬幣包圍的鋅硬幣，將轉移至與鋅硬幣相鄰
的空白方格。每一步都會引發下一步，直到棋盤完全被劃分成一半銅硬幣，一半鋅硬幣。

謝林發現了一些重要的東西：“一個小小的偏好——社區裡不要有太多不像你的人，或甚
至僅僅是因為偏好社區裡要有些像你的人……都可能導致如此極端的平衡，結果看上去就
非常像極端的隔離。”

謝林在解釋這些時，還不時地吃幾口面包和鵝肝。對於種族偏見，他沒有發表自己的個人
看法，他自己似乎超然於這個問題之外，但他的工作把人類的弱點作為分析和研究的對象
，而不是去抨擊或否認這些弱點。甚至他自己的個人缺點，比如他吸煙的嗜好，也是他研
究的素材。

吸煙上癮理論

1988年，凱文.墨菲(Kevin Murphy)和諾貝爾獎得主加裡.貝克爾(Gary Becker)兩位經濟
學家發表了關於吸煙的重大理論，在該理論中，他們描繪了一名上癮產品的“理性消費者
”，他有意識地讓自己沉迷於香煙或海洛因，因為他認為快樂將超過痛苦。

謝林對上癮的觀點不一樣。在他1980年的論文“自制在個人內心的斗爭”(The Intimate
Contest for Self Command)中，他試圖這樣理解一名吸煙者——“他自我厭惡，捏碎香
煙丟進污物碾碎器，發誓這一次他絕不再冒患上肺癌，讓孩子成為孤兒的危險，但三個小
時後，他又來到大街上尋找仍然營業的商店買香煙”。對謝林來說，這種上癮既非完全理
性，也非完全喪失理性、不由自主。他在自我斗爭時是理性的，他能部署策略幫助自己贏
得這場斗爭。

謝林認為，他具有貝克爾與墨菲所缺乏的東西：個人經歷。他1955年戒煙，但1958年他在
倫敦的一家餐館買了一根雪茄後(“當時我以為自己有免疫力”)，又重新開始吸煙了，之
後15年他都在努力戒煙。幾十年後，貝克爾與墨菲提出了他們的假設，但謝林說“我當時
就知道，他們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

《京都議定書》問題

後來我問及氣候變化問題，這是他在卡特(Carter)總統的一個委員會擔任主席時開始研究
的內容。“人類引發的氣候變化，將在5到10年後發生，這是毫無疑問的，”他說。

但謝林表示，有關氣候變化問題的《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規定，讓批准該議定
書的國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但這個議定是行不通的，因為沒有國家會願意處罰那些未能
減少排放的國家。看看歐盟 (EU)就知道了，他說。即使法國和德國違反歐盟的經濟穩定
與增長公約，歐盟也無法同意懲罰它們。“如果歐盟這樣緊密的共同體，都無法對違反規
定的國家實施制裁，我無法想象一個溫室氣體議定書，可以對美國、墨西哥或任何國家實
施制裁。”

他說，發達國家與較貧窮的國家不同，發達國家承擔的氣候變化代價極少，這一事實意味
著，要發達國家減排溫室氣體將更加困難。(依賴農業而且在竭力應對疾病的發展中國家
，將為全球變暖付出更高的代價。)

謝林認為，在如何與氣候變化作斗爭的問題上，更多的取決於北約(Nato)而非《京都議定
書》。他認為，不應讓國家達到特定的目標，比如在某段時間裡減排一定量的溫室氣體，
而應該讓各國承諾采取具體行動，比如花一定的錢，找出限制發電廠碳排放的方法，或對
燃料效率立法。“在富國證明它們確實在嚴肅對待此事之前，不要理會貧窮的發展中國家
。”

我指出，這與正統的經濟學說完全不同，正統的經濟學提倡用稅收或污染許可制度來設定
目標，讓市場決定如何達標。他的回答很簡單：“好啊，那樣不管用。”

艾麗絲來了，她充滿愛意地責怪謝林忘了倒咖啡。更加困惑了？一項戰略似乎是更合適的
解釋：“你可能想走了，”謝林說，“我嘮嘮叨叨這麼長時間，你耳朵都起繭子了。”

談話地點：謝林的寓所，華盛頓特區貝塞斯大

1瓶2001年的Taltarni Three Monks Cabernet Merlot

Fabrique Delices牌高級鵝肉慕思

Saint Aubray奶酪

希臘色拉

意式面包

2杯咖啡

譯者/諸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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