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假設和現實[or其它學科]矛盾？ - 經濟

雖然常常看到有人問這些問題, 甚至到了被稱為"月經文"的地步,
不過我好像沒有在這裡回答過, 就藉此機會整理一下我現在的想法.

有一個重點, 必須在一開始特別強調:

我認為經濟學是一門演進中的學科,
經濟學的假設及其背後意涵隨著時間不斷地在變化.

這意味著我們對於"經濟學假設"的質疑,
基本上是對經濟學演進過程中"曾經或正在"採用的假設的質疑.
所以, 那些質疑跟可能出現的回答,
都應該看成暫時性而待改變 (temporary and subject to change)

※ 引述《souldragon (仆街)》之銘言：
: 與其說經濟學的假設合理
: 不如說經濟學其實不得不以有問題的假設來做前提
: 因為若沒有這些假設 後續的過程將無法公式化計算
: 也就是這是一種 '就算是再有問題的量化 也比不能量化強'
: 的心態和必要之惡

看來你已經發現回應這些質疑的絕招: "聊勝於無".
這招還有一個變化, 叫做 "以彼之道, 還施彼身":
把問題推回質疑者, 請他提出替代的假設跟研究方法.

然而, 聽起來有些消極, 不是嗎?
更嚴重的是, (1) 有問題的量化可不一定比沒有好,
根據有問題的假設推出來的決策可能會有反效果.
(2) 問問題的人不一定有能力或有責任回答問題,
就好像顧客抱怨餐廳的菜很難吃不表示他應該要會燒菜.

對這類回應比較積極的詮釋, 我想也許是智識上的:
不完全正確的假設及其推論, 仍有助於對問題本身的瞭解,
只要我們有一套檢驗與修正的機制.

:譬如以下三項假設
: 1. 人是自私的 [人性本惡]
如同幾位板友提到, 人性自私假設在近代經濟學中已逐漸被"自利"假設替代.
不過, 實際運用上, 在多數情況仍然是以"自私假設", 意即在不考慮"群體或他人"
福利的情形下進行推論.

我的看法是, 這跟經濟學的主流研究方法--
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有極大關係.

*其之所以稱方法論, 含意在於並沒有預設個人的利益在社會利益之上,
而僅是認為對社會現象的分析應該以個體的決策為出發點.
**有關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與經濟學的關係, 我發現一篇文章, 也許值得一讀:
Kenneth J. Arrow (1994).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and Social Knowledg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2)


因為這方法認為對社會現象的分析必須以個體決策出發,
而對個體行為以模型明確表述的需求,
結合到以模型分析時必然是由簡單模型開始比較容易,
導致分析個體時多半先假設他人的福利不直接影響個體的決策.
(只是...多半的分析也僅停在這個階段而已)

: 2. 人是理性的
你這裡所稱理性, 其實是說人會用Bayes' Rule做決策.
儘管日常生活中不乏這一假設的反例,
有兩個說法某種程度上可以為這假設做些辯護.

(1) 跟前面對自私假設的回應一樣, 這是經濟學以模型及
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來研究社會現象的最簡單假設.
既然要以個體決策為出發點, 最簡單的分析方式就是假設人會
算條件機率. 否則就必須再說明如果不是用Bayes' Rule是用什麼方式,
而這額外的假設便導致分析難度增加.

當然, 與前面假設一樣, 也不乏學者投入放寬這個假設的研究,
這方面研究常稱為有限理性 (bounded rationality)

(2) 有一說是儘管人不能/不會自動用Bayes' Rule去計算,
面對重大損益時, 如果已經知道Bayes' Rule的計算結果,
則很有可能會以這結果作為決策的基礎.
如果這說法是對的 (testable?),
則某種程度上也為這種假設提供辯護,
畢竟我們主觀上還是會覺得重大決策比較有研究及分析的價值.

: 3. 利益極大化
Richard Feynman 在他的物理學講義舉過一個例子說明能量守恆定律.
其主旨在於說明當我們觀察到有些現象似乎違背能量守恆時,
雖然直接反應是否定之前的假設,
不過仔細觀察後常會發現可能是我們沒有考慮到所有能量可能溢散的方式.
而考慮到新的溢散方式之後, 不但能量守恆仍然正確,
我們對於能量的理解也同時更為加深.

我對利益極大化假設跟你所提的實驗結果的想法大抵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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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ified paradigms or maps are indispensable for human thought.
On the one hand, we may explicitly formulate theories or models
and consciously use them to guide behaviour. Alternatively, we may
deny the need for such guides and assume that we will act only in
terms of specific 'objective' facts, dealing with each case 'on
its own merits'. If we assume this, however, we delude our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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