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公司對外投資股權架構調整的所得稅問題 - 所得稅

這個問題的前提問題: 公司轉投資之投資收益 (與虧損) 在稅法上應如何處理?
與 GAAP 一致或是採現金基礎? 投資收益部分, 現行法令就被投資公司為境內
或境外公司為不同的規範:

1. 被投資公司為境內公司
i. 規範基礎: 所得稅法第 42 條, 投資公司獲配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
額 (現金股利及股票股利), 不計入所得額課稅; 獲配的可扣抵稅
額則計入其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但在所得稅法第 66 條之 9 第
2 項於 2006/6/1 修正施行前, 股利要計入未分配盈餘的稅基)。
ii. 理由: 兩稅合一下, 營所稅功能上已近乎扣繳稅款 (“綜合所得稅
的導管”), 就同一所得, 既已於前階段「扣繳」過一次, 於發放給
後一階段的公司組織時, 即無需再繳納一次營所稅。

2. 被投資公司為境外公司
i. 規範基礎: 查核準則第 30 條: 「一、營利事業投資於其他公司，
倘被投資公司當年度經股東大會議決不分配盈餘時，得免列投資收
益。」
ii. 既然條文用的是「得」, 如果有公司稅上要用權益法認列投資收益,
似乎亦無不可。但是實際上應該不會有公司這麼作, 因為投資虧損
要到出售、減資或清算時才能在稅上認列, 會有公司願意提前繳稅
嗎? 查準這一款規定有沒有超出所得稅法第 22 條規定 (公司組
織之會計基礎應採權責發生制)?

就被投資公司為境內公司的情形, 股利不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是依兩稅合一相
應而生的的制度設計。

當被投資公司是境外公司時, 投資收益採現金基礎 (發放現金或股票股利時才需
計入所得額課稅) 的結果是造成租稅不中立, 因為稅法的規定會影響被投資公司
的股利政策－－在投資公司對被投資公司公司有實質控制力的情況下。

華映案 (台北高等 90 訴 4134、最高行 92 判 1749) 用實質課稅原則調整課稅
是建築在查核準則第 30 條沒有違反所得稅法第 22 條的基礎之上。因為, 如果
對境外公司具有實質控制力的轉投資之投資收益以權益法認列, 不論股權如何
調整, 在境外的被投資公司產生收益年度, 就能課得到稅, 而不用等到實際發放
股利或出售的時 (或是股權調整時) 才課得到稅。易言之, 在查核準則 30 條沒
有違反所得稅法第 22 條的前提下, 華映倒楣的地方在於它一開始沒作好投資
架構的規劃。用下列兩個不同的投資架構來說明 (假設都是 100% 持有):

1. TW 華映→Malaysia 華映
2. TW 華映→Bermuda 控股公司→Malaysia 華映

華映案的事實經過是把投資架構由 1 改為 2, TW 華映 以 Malaysia 華映的股
份作價投資成立 Bermuda 控股公司, 稽徵機關認為海外股權交易所得於股權移
轉日實現, 而以移轉日 Malaysia 華映淨值 (NTD 5,625,807,733) 與 TW 華映帳
上投資科目金額 (NTD 2,307,027,024) 的差額 (NTD 3,318,780,709) 為其財產交易
所得。如果事情只是這樣子, 那還跟實質課稅原則無關, 可是問題在於 Malaysia
華映在股權架構調整後三年內發放了約 NTD 100 億的現金股利給 Bermuda 控
股公司, 因此被認為這個股權架構的調整是為了規避稅捐所作, 而使實質課稅原
則這把尚方寶劍可以出鞘。

如果把 1, 2 看成是兩個獨立個案, Malaysia 華映有 100 億的盈餘, TW 華映想
要運用該筆盈餘再進行投資。在第 1 種情形, Malaysia 華映將 100 億股利發放
給 TW 華映, 中華民國政府課走 25 億的稅, TW 華映剩 75 億可以運用; 在第
2 種情形, Malaysia 華映把 100 億股利發放給 Bermuda 控股公司, 中華民國政
府課不到稅, Bermuda 政府也不會對之課稅, TW 華映仍有 100 億的資金可以用
來進行轉投資, 並將新的被資公司設為 Bermuda 控股公司的子公司。因此, 如果
華映一開始就用第 2 種投資架構, 在現行以現金基礎認列投資收期的稅法規定
下, 稽徵機關將找不到任何運用實質課稅原則的使力點。純從結果論, 投資收益
以現金基礎認列再加上實質課稅原則, 實際上等於是在懲罰沒有事先進行投資
架構規劃的公司, 因為這些公司在稅法上面臨的待遇比那些事先作好投資架構
規劃的公司還不利許多。在第 1 種投資架構下, 如果 TW 華映想運用 100 億的
資金, 它的決策應該是 Malaysia 華映不發股利, 而以 100 億轉投資 Bermuda
控股公司, 再由這個控股公司去進行轉投資, 投資架構變成:

TW 華映→Malaysia 華映→Bermuda 控股公司→其他轉投資公司。

如果稅法規定對具有實質控制力的境外公司轉投資之投資收益改採權益法認列,
那麼上面兩種投資架構, 其最後可以運用的資金都是 75 億。不過, 這種方法在
稽徵實務上恐怕會有相當大的查證難度。(原因之一是與台灣簽有租稅協定的國
家不多, 另一個原則則是稽徵機關不太相信會計師的簽證報告, 或是說: 部分會
計師的簽證報告難以使稽徵機關信服)

東陽案 (高雄高行 96 訴 69) 的規範背景與投資收益的認列有異曲同工之妙。投
資損失的認列, 不管是境內或境外公司, 查核準則第 99 條的規定亦非從 GAAP
的規範出發, 而是嚴格限制僅在出售、減資或清算的情況下才可以認列。因此, 東
陽欲在稅上認列其投資損失, 只能經由出售子公司或是減資清算的程序, 而不能
以財上的權益法, 於子公司每年虧損時認列投資損失。查準第 99 條比第 30 條
更嚴格, 連用「得」的空間都沒有。(第 30 條用「得」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公司
要多繳稅, 稽徵機關當然歡迎; 但是公司要少繳稅, 就要設下比較嚴格的限制。)

至於燦坤案 (高雄高行 90 訴 492、最高 92 判 1099、高雄高行 92 訴更 59、
高雄高行 94 訴字 1047、最高 96 判 1369) 用實質課稅原則似乎有點勉強, 因
為燦坤之所以進行股權調整, 是為了規避香港 1997 回歸後的政治風險, 這個理
由應該可以認為合理正當, 因為稅捐規避並不是燦坤進行股權調整的唯一或主
要原因。

母公司持有子公司 100% 股權, 不論子公司是境內公司或境外公司, 這種情況
在稅法上經濟狀態 (量能課稅原則: 負擔稅損能力) 的評價, 與總公司－分公司
的情形應無二致, 既然總公司申報營所稅時需將分公司之損益一併列入計算, 母
公司持有子公司 100% 股權的情形亦應如是。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49 條與企業
併購法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母子公司營所稅申報得合併申報的一個門檻是持股
90% 以上, 即是此種想法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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