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的經濟學家不同意21世紀資本論，「搖 - 經濟

81%的經濟學家不同意21世紀資本論，「搖滾巨星」Piketty錯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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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投書 2014/11/15 發表於 ‧ 財經

文：菜逼八經濟學（剛畢業的菜逼八，在學界底層掙扎）

現在已經很少人讚揚 Thomas Piketty 的《21世紀資本論》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了。

這本書的英文版在今年四月推出時曾一度佳評如潮。

2008 年經濟學諾獎得主 Paul Krugman 推崇本書是近十年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
紐約時報則將 Piketty 喻為經濟學界的搖滾巨星。

但這都已成過去。

今年十月的調查顯示，
只有3%的經濟學者贊同 Piketty的觀點、81%不同意Piketty的分析。

為什麼？一定有人認為這些蛋頭學者的書生之見都是垃圾。但原因沒那麼單純。

一個原因是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指出了 Piketty 在處理歷史數據方面的若干錯誤—
Piketty 在分析龐雜的歷史數據之後，
指出西歐的所得分配在十八和十九世紀一度極為不均；
雖然兩次大戰和經濟大恐慌期間所得分配一度改善，但近年所得分配再次漸趨惡化，
今日不平等的情況已經接近一戰前，
若世界各國不及時聯合採取激烈的政策（例如80%的所得稅），
所得分配可能會回到十八、十九世紀西歐的水準。

金融時報仔細檢視歷史數據之後，
認為 Piketty 犯了一個無心的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
由於數據分析的結果和 Piketty 事先的預期一致，
Piketty 沒有去檢查自己是否在哪裡犯了錯。

Financial Times 指出今日所得分配不平等的情況，距離一戰前的水準還有一段距離。

金融時報相關文章：

Piketty findings undercut by errors
Follow up on problems in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

Piketty 對 Financial Times 的回應

但歷史數據的錯誤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就像 Piketty 自己說的，這幾個錯誤不影響自己的主要結論。

主要的原因是：

第一，在理論方面，Piketty 的結論同樣受到許多學者的質疑。

第二，在實證方面，如果 Piketty 是對的，
我們應該看到各國國內的所得分配、以及全球的所得分配都趨向不均。

但資料顯示，各國（尤其是富裕國家，例如美國和台灣）
國內的所得分配雖然日漸惡化，但全球的所得分配反而有所改善。

富裕國家國內的所得分配不均，真正的原因可能並不是任何資本主義本質上的缺陷，
而是全球化——
過去二十年間亞洲開發中國家數目龐大、價格低廉的勞動力，
逐漸取代了富裕國家的低技術勞工。

全球所得分配的改善，主要的原因是亞洲開發中國家的數十億人拜全球化之賜，
終於得以脫離貧困；
美國和台灣國內所得分配的惡化，反應的則是國內的低技術勞工缺乏工作機會，
導致中下階層所得成長停滯不前。

Piketty 的資本主義三定律

在理論方面，Piketty的理論用他自己的話來說，
可以濃縮成資本主義三定律（three laws of capitalism）：

資本所得與總所得的比值α，等於資本報酬率ｒ乘上資本與總所得的比值β：
α＝ｒx β

資本與總所得的比值β，長期而言，接近儲蓄率ｓ與經濟成長率g的比值：
β＝ｓ/ｇ

長期而言，資本報酬率ｒ，大於經濟成長率ｇ：
ｒ＞ｇ

假設資本報酬率r和儲蓄率s固定不變，
當經濟成長率g下降時
（Piketty 認為在二十一世紀，全球的經濟成長率可能會下降至1%—1.5%）：

根據定律二β＝ｓ/ ｇ，當經濟成長率g下降，資本與總所得的比值β將隨之上升；
再根據定律一α＝ｒx β，資本所得與總所得的比值α也將隨之上升。

根據定律三ｒ＞ｇ，資本報酬率超過經濟成長率，將導致資本集中在少數資本家手中。

Piketty的分析缺少個體基礎

必須要說，Piketty 的三個定律都是對的。

第一定律（α＝ｒx β）毋寧視為資本報酬率ｒ的定義。

大部分的經濟模型也預測當經濟體位於均衡，
第二定律（β＝ｓ/ｇ）和第三定律（ｒ＞ｇ）也隨之成立。

當然，Piketty 顯然忽略了資本的折舊和損耗，但這是個微不足道的小錯誤。

如果 Piketty 的三個定律都沒有錯，為什麼 81%的經濟學者不同意 Piketty 的結論？

問題在於資本報酬率r和儲蓄率s固定不變的假設。

Piketty 的方法讓人回想起 1930 年代的早期凱因斯學派所採用的方法—
從經濟現象中歸納出幾條簡單的定律（例如Piketty的三定律）；
認定其中若干數字是固定的參數（r和s）、若干數字是外生變數（g）、
若干數字是內生變數（α 和β）。

然而，參數和外生/內生變數的認定，縱非全然任意，也至少失之武斷。

我們可以用另一個武斷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

Piketty 假設資本報酬率r固定不變，所以當經濟成長率g下降時，
資本所得與總所得的比值α必定上升。

如果我們假設α固定不變，那麼，當經濟成長率g下降時，下降的反而是資本報酬率r。

假設資本所得與總所得的比值α固定不變當然武斷，但不會比Piketty更武斷。

事實上，
讀者如果熟悉同樣假設儲蓄率 s 固定不變的 1956 年Robert Solow經濟成長模型，
我們可以根據 Solow 成長模型推導出非常類似 Piketty三定律的三個數學式
（唯一主要的不同是Solow沒有把折舊率給忘了）。

而當Solow模型位於均衡時，Piketty的α和β都會回到均衡水準。

資本所得與總所得的比值α不會更高（隱含資本家與勞工所得差距不會變大），
資本與總所得的比值β也不會更高（隱含資本不會更集中到資本家中裡）。

（專業讀者不妨參考 David Romer 教科書的第一章，自己推導看看。）

同樣的三個數學式。

當g下降，假設r固定不變，會得到α上升的結論；
假設α固定不變，則會得到r下降的結論。

誰對誰錯？

答案是都不對。

或者說兩個模型都不夠好。

早期凱因斯學派所採用的，從現象歸納定律的方法，
由於缺少了個體基礎（micro foundations），
常被人奚落是液體壓力總體經濟學（hydraulic macroeconomics）。

這種方法將經濟體中的個人視同液壓機械中的水分子，
相信人的行為和決策脫不出自己歸納出來的幾條定律。

但最終，經濟學處理的不是水分子，而是有理性、會思考的個人。

面對環境，人會做出對自己有利的決策。

經濟體中千萬個個人做出的決策型塑了經濟的結構。

我們觀察到的種種現象，都是特定結構的產物。

當外在環境改變，經濟結構也隨之改變。

相信從原先的結構所觀察到的現象歸納出來的幾條定律，
在結構改變後可以用來預測未來，未免過於天真。

如果我們考慮個體基礎，
利用 1965 年 David Cass 和 Tjalling Koopmans
提出的 Ramsey-Cass-Koopmans（RCK）模型，
同樣可以推導出與 Piketty的三個定律十分類似的結果。

但是根據 RCK 模型，當經濟成長g降時，不僅資本報酬率r會隨之下降，
儲蓄率s在短期間內也會低於均衡水準。（專業讀者：Romer第二章。）

考慮個體基礎的 RCK 模型當然比把人當成水分子的傳統方法高出一籌。

但這當然不代表有考慮個體基礎的模型就絕對正確。

經濟模型與現實之間仍然存在著太多空白，
經濟模型對未來的預測只能視為標竿（benchmark）。

但依常理判斷，當經濟成長g下降，我們沒有理由相信資本報酬率r不會隨之下降；
而當資本報酬率r下降，我們同樣沒有理由相信儲蓄率s會維持固定。

Piketty的假設不合常理，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Pedro Schwartz的評論。

問題不是資本主義，而是全球化

我們先談比較簡單的實證問題。

首先指出這個問題的可能是 Kenneth Rogoff。

Rogoff 注意到過去幾十年間，亞洲開發中國家的數十億人，終於得以脫離貧困。

Piketty 的觀察可能適用於富裕國家，但不能解釋這個現象。

Christoph Lakner 和 Branko Milanovic 今年五月的研究提供了更為詳盡的數據。

Lakner 和 Milanovic 比較 1988 至 2008 年間
全球 120 個國家的所得成長和分配情形，發現就全球而言，
個人平均所得在過去 20 年間成長約25%；
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則由1988年的 72.2降低到 2008年的70.5。

吉尼係數是衡量所得分配的一個簡單指標，數字越大代表所得分配越不平等。

由72.2降到70.5，當然下降的不算太多，但已經足以說明全球所得分配沒有變壞。

然而，Lakner和Milanovic同時也發現了下面的現象：

1988 年所得位於全球中位數附近的群體，所得成長最快（約 75%）；
1988 年所得位於全球前 20%附近的群體，所得成長則呈現停滯 （接近0%）。
1988 年所得位於全球中位數附近的群體，主要屬於亞洲開發中國家
（例如中國或印度）的中上階層；
而1988年所得位於全球前20%附近的群體，主要是富裕國家
（例如美國或台灣）的中下階層。
所以，富裕國家國內的所得分配不均，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全球化——
過去二十年間亞洲開發中國家數目龐大、價格低廉的勞動力，
逐漸取代了富裕國家的低技術勞工。

一方面亞洲開發中國家的數十億人拜全球化之賜，終於得以脫離貧困；
另一方面，美國和台灣的低技術勞工缺乏工作機會，中下階層所得成長停滯不前。

這是個大問題，但這和資本主義本質上的缺陷無關。

《21世紀資本論》相關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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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16更新：

這篇文章是11月10日所寫，整理了最近幾個月我所看到的有關 Piketty 的討論，
以及我個人的看法。

看到今天（11月16日）Piketty在台北演講的新聞，Piketty 提出了一個新的觀點：

「皮凱提認為，財富集中的主要原因，來自於高所得族群的教育機會與資源，
遠高於所得低的族群。

加上全球化對高技能的需求加劇，能享受更多資源的富人，
可世襲財富、教育機會更好，因此形成更鞏固的財富階級。」

個人很同意Piketty 這裡的說法。

在文章中我已經討論了全球化的問題，各國不同的制度，
確實導致了教育機會與資源的分配迥異。

制度方面，《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一書的作者 Daron Acemoglu 和 James A. Robinson 今年八月新的文章，值得一讀。

責任編輯：楊士範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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