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宋朝的經濟繁榮 - 經濟

這篇少講了幾件事情
宋代中央銀行過度的貨幣擴張政策
造成CPI的暴增 從孝宗開始每年約9%
一直到後期的CPI年增率常常超過20%以上..orzzz
最後只能實施匯率管制制度
同時產業過度集中於農工商....
對外來人口也沒有配套的標準化移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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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宋朝的經濟繁榮(轉)

2006-07-15 01:22

州橋夜市煎茶斗漿，
相國寺內品果博魚。
金明池畔填詞吟詩，
白礬樓頭宴飲聽琴。


　　這是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麼？這是燈紅酒綠中的什剎海麼？非也，這是千百年前，處
處皆是「情調」的汴梁城的真實寫照。試想一下，一個羅曼蒂克的少年高坐於東京樊樓之
上，與那心儀的娘子，焚上一缽獸香，相對坐調笙，看伊輕持了如水並刀，在一盞鈞瓷的
蓮花盤裡，纖纖玉指破新橙。那是怎樣一幅美輪美奐的動情場景？是多少現代「小資」們
夢想中的生活？
　　提起趙宋，提起東京汴梁，我們不禁會想起以上的畫面，會想起張擇端的《清明上河
圖》，想起柳郎「寒蟬淒切」的《雨霖鈴》。從中我們不難想像這詩人筆下的「花花美景
汴梁城」，更對陳寅恪先生「華夏民族的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的評
價體會有嘉。甚至是飽受康河性靈熏陶的英國著名漢學家李約瑟博士亦為之感嘆道，「談
到十一世紀，我們猶如來到最偉大的時期」。
　　今天，就讓我們來談談趙宋王朝是如何成就這番「終極盛世」的。個人認為這其中最
應該被著重關注的，還是趙宋在經濟上的成就。從許多的歷史書中你也許都會發現，趙宋
被稱為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以「工商立國」的王朝。那麼為什麼「工商立國」能夠造就
我國封建社會的「終極盛世」呢？在這裡有必要拿經濟學的理論做一下分析：
　　根據對經濟學有關「最優」的理解，一個國家的國力絕非疆域越大越強，人口也不是
越多越好，而是二者的比例要恰當，才能實現資源的最優化配置，達到邊際效用的最大化
。特別是在生產力發展水平相對低下的古代，自然條件的優劣對人類從事生產活動的影響
還是很大的。這就導致了在漫長的古代社會裡，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
極大，勞動生產率更是有天淵之別。
　　在北宋時期，一個在城門口守城的士兵亦穿「絲履」，普通城市平民的生活好過當時
歐洲一般的封建主。看過《水滸傳》的朋友也許會記得，武大郎不過是個縣城裡賣炊餅的
小販，他家的居住條件怎麼樣？拿現在的標準衡量算得上是「獨棟別墅」了吧？也沒聽說
他向銀行借了幾十年的貸款。武娘子潘金蓮就更瀟灑了，整天在家擦胭抹粉，就憑武大郎
一個沿街叫賣的小販就能供養得起她？在我們今天的社會恐怕都很難實現吧？從這樣一件
小事我們不難發現當時的勞動生產率之高簡直不可想像。
　　這一切都應該感謝宋太祖和他和後世子孫們，他們堪稱是中國歷代帝王中的「經濟學
家」：
首先，國家的疆域絕不能無限的膨脹，宋朝的歷任統治者顯然都深諳此道。因此宋朝（北
宋）的疆域遠非像它的前朝們那樣達到兵力可供支撐的極限。與之相反，宋朝注重的是實
際有效的國土控制以及在所屬國土上能夠產生出的實際效益。在農耕文明時代，受地理，
氣候等諸多條件的影響，各地區的貧富差異很大。宋朝恰恰是牢牢控制住了那些土地肥沃
，氣候條件好的地區。這些地區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所具備的先天優勢無疑是巨大的。
　　查查歷史上的宋朝版圖，疆域雖然不及前朝的漢，唐廣闊，但是土地最肥沃，氣候條
件最好的地區始終處於中央政府的最直接管轄之下。這些地區資源豐富，物產豐饒，人民
可以相對容易的達到「豐衣足食」，並且向政府貢獻大量的剩餘產品作為賦稅。同時，「
國泰民安」的社會條件又使政府支出的社會管理成本隨之降低。換而言之，這種高回報，
低成本的地區是任何人都想擁有的。
　　相比之下，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廣大」的北方，西北，西南地區。這些地區土地
的性質和價值與宋朝核心區的土地可以說是完全的不同。由於這些地區的氣候條件惡劣，
人口稀少且流動性巨大，以當時的科技水平根本無法建立有效的稅收體系和戶籍管理制度
，即使擁有了這些地區充其量也只能算作宋朝的軍事影響區而已。這類地區在歷史上被稱
為「羈糜」，與真正的國家版圖是兩回事。我們千萬不能自作多情地用現代的主權觀念往
上套。我們看到歷史課本上漢，唐等朝代的疆域是如此的廣袤，就一廂情願地認為當時的
王朝是何等的富強，得等的輝煌，其實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大家還是仔細看看這其中「羈
糜」的地區佔了多少吧！這些地區不僅不能為國家創造財富，中央政府還不得不支付高昂
的軍事佔領費用，結果導致拖垮了國家的財政。縱觀漢，唐的歷史，大規模擴張之後無一
例外地帶來國家由盛轉衰的結果。
相比之下，宋太祖絕非劉徹，楊廣，李世民那樣的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之輩。頗具諷
刺意味的是，恰恰是這個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出身「職業軍人」的皇帝，卻建立了一個
「大而不霸」，「富而不霸」的王朝。不知道那些從小飽讀「三綱五常」，滿嘴「仁義道
德」的劉徹，楊廣，李世民們泉下有知又作何感想？
　　從純經濟的方面來考慮，戰爭的目的歸根到底是掠奪，掠奪對方的財富或者是財富的
創造能力（土地，資源，人才，技術等）。契丹，女真，黨項，蒙古這些少數民族對宋朝
的入侵，歸根到底是源自他們對中原地區富庶的一種嚮往，並且知道憑藉他們自身的發展
是不可能達到這種高度的。對北方的「蠻夷」來講，由於土地所能承載的人口數量實在是
有限（供養一匹馬所需要的土地數量在農耕地區可以生產出供養25個人的糧食），因此他
們自身的生產能力根本無法滿足自身對物慾的渴望，甚至是無法滿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
這樣，掠奪別人的財富就自然成了這類民族基本的謀生和壯大手段之一。
　　同時，在生產效率沒有提高的前提下，一定數量的土地所能承載的人口是有上限的，
一旦人口的規模超過上限，解決的辦法不是擴張領土就是減少人口，二者所導致的必然結
果都只能是戰爭。就如同所謂的「一山不容二虎」，為什麼？因為一座山只有可供一隻老
虎生存的資源，如果來了別的老虎共同生活，這二隻老虎都得餓死。所以它們必須殺死對
方，才能維持這一物種的延續。同理，這些「蠻夷」們不僅侵宋，他們之間也為了生存打
得不可開交。這種相互掠奪，相互殺戮的生存方式始終貫穿於每一個遊牧民族生存的始終
。
　　作為戰爭的被動一方，宋朝政府對戰爭又抱什麼態度呢？根據理性人的假設，發動戰
爭的一方一定是認定戰爭的預期收益大於它所支付的戰爭成本。對北方「蠻夷」而言，他
們的戰爭成本相對很低。受自然條件和自身發展水平的限制，這些民族的財富創造能力遠
遠低於它周邊的宋朝。因此，他們放棄自己生產轉而投向對宋朝的掠奪的預期收益遠遠要
大於他們為此而放棄的生產活動所能為他們提供的財富滿足。換句話說，他們發動戰爭的
「機會成本」和宋朝相比小的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作為一個宋人，就好比我上文提到的那
位與娘子卿卿我我的少年，國家給他多少銀子他會去戰場上賣命呀？我想像不出。再有，
一個宋人因為投入戰爭而不得不放棄的生產活動又能創造出多少的財富？國家因此會損失
多少的稅收？替他照顧老婆孩子高堂又要產生多少費用？即使宋人在北方再怎麼掠奪我想
也是得不償失。
在「非合作」的假設條件下，最後的結果難逃雙方都會選擇繼續和對方對抗下去。因為其
中任何一方單方面停戰所遭受的損失都是巨大的。在這場博弈當中，無論是宋朝率先進行
選擇，還是遼人先選，出於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則，他們的理性選擇都因該是「戰」，所
以這場博弈中的「納什均衡」是雙方都選擇「戰」。
　　然而我們知道這種選擇並不是這場博弈中的「帕累托最優」。「帕累托最優」的選擇
是雙方都不應該選擇「戰」，而是雙方都選擇「和」，只有這樣才能實現雙方共同的效用
最大化。我們知道這一目標在「非合作」的博弈中是不能實現的。所以到了最後，宋遼之
間的這場爭鬥最終衍化成一場「合作博弈」。雙方按照宋人的思路籤訂了《澶淵之盟》，
遼人從此不來騷擾宋境了，宋朝花點銀子算是買了個平安，雙方皆大歡喜。這樣終於實現
以雙方合作為前提的最優選擇-「帕累托最優」，同時避免了雙方都出於自身利益最大化
這一出發點進行選擇卻出現「雙敗」結局這悲劇性一幕的發生。
　　可是有些同志可不這麼認為，他們覺得《澶淵之盟》是宋人的恥辱，非要將它說成是
宋朝「孱弱」的表現。更有甚者唸唸不忘每年的「歲幣」，把它看成是宋朝人民的沉重負
擔，甚至還認為它加速了宋朝的階級矛盾。我倒是認為以上的觀點純屬無稽之談。宋朝每
年給遼人的「歲幣」是多少？絹20萬，銀10萬。當時宋朝政府每年的歲入是多少？過億萬
貫（兩？），區區「歲幣」簡直是九牛一毛。比起滿清政府動輒上億兩的賠款，賠到家底
搞光還大舉借外債是有天壤之別的。那麼「歲幣」攤到人頭上又是多少呢？有人算過一筆
賬：北宋當時人口過億，平均下來每人每年的負擔大約是4個銅錢。4個銅錢是什麼概念？
答曰：一個燒餅錢！試想
一下，每人每年少吃一個燒餅，就可以天下太平了。節省了無可計數的軍費開支不說，還
不用打仗，不用死人了。再沒了「春風不度玉門關」的抱怨，更少了「古來征戰幾人回」
的傷感，多少幸福的家庭得以保全，多少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悲劇可以避免，這等好事又有
什麼不對呢?一年少了一個燒餅錢對一個人的財務狀況又有多大影響呢？
　　況且，我們真丟掉那「絹20萬，銀10萬」了麼？別忘了自《澶淵之盟》以後，宋遼邊
境開始設立「榷場」，互通有無了。宋朝憑藉其強大的生產能力，將大量「質優價廉」的
產品（如絲綢，瓷器，茶葉及手工藝品等），統統輸往遼國。每年通過這種途徑宋朝得到
的「出超」有多少？政府從生產和流通領域徵收的稅賦又有多少？能頂得上多少個「歲幣
」了？這筆帳有沒有人算？現代的國際貿易中，對那些「入超」過多的國家國際上還給「
貿易補償」呢？將「歲幣」看成是宋人給遼國的「貿易補償款」，又有什麼不可以呢？
　　就算宋人在軍事上真的打不過遼人，但是他們在經濟上卻做到了這一點。宋人通過貿
易的手段，利用順差的方式，將遼人創造的財富慢慢地歸結到自己的手中。這種做法可比
簡單粗暴，「一點技術含量都沒有」的直接掠奪聰明多了吧？一方面，遼人拿到了「歲幣
」，生產生活條件得到了改善，同時促進了契丹民族的進化，增加了他們發動戰爭的「機
會成本」；另一方面，宋人通過交換也實現了財富的增長。比起雙方拚個你死我活的「雙
敗」結局，宋人的做法使「雙敗」變成了「雙贏」，又何樂而不為呢？別忘了，在這種條
件下，雖然雙方的財富都在增長，可是宋人的財富卻永遠比遼人增長的快！換句話說，遼
人創造的一部分財富通過貿易順差的方式流入了宋人的腰包，這也算得上是宋人對遼人的
「剝削」吧！這才叫做真正的「用己之長，攻敵之短」，充分發揮了自己的「比較優勢」
，在悄無聲息之中得到了大大的實惠。在此我不得不感嘆宋朝皇帝們的戰略眼光和英明睿
智。
　　除去機會成本，再來看看戰爭中的「道德成本」：北人入侵是幾乎不需要物資儲備的
，其實我都懷疑這些國家有沒有所謂的「物資儲備」。我們從來看到的都是這些蠻兵打到
哪算哪，一路燒殺搶掠，自己從不貯備補給。這也許就是他們被稱作「野蠻人」的原因，
因為他們「不服王化」，根本沒有任何人道可言，壞事做盡也沒有絲毫的負罪感。相反宋
軍可就沒這麼「走運」了。兵家有言「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戰爭儲備是什麼時候都必
不可少的頭等大事。看看《水滸傳》裡林教頭髮配去的「草料場」規模有多大，就不難想
像宋朝政府為軍隊的後勤補給花了多少銀子。再看看人家「岳家軍」，「凍死不拆屋，餓
死不擄掠」，也算是整個宋軍的一個縮影。更有不幸的將士還會因為「擾民」或是「虐囚
」的行為而受罰甚至掉了腦袋。有誰聽說過那些「蠻夷」有所謂「秋毫無犯」的概念了？
若是按照宋軍的軍紀衡量，那些蠻兵早應該被他們自己的長官統統正法了！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宋軍在進行戰爭的時候，成本是巨大的，而收益相對可以忽略不
計。然而對北方少數民族而言，戰爭成本卻幾乎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勝利「果實」的誘惑
卻是巨大的。這也就是為什麼宋人主和，蠻人主戰的根本原因。這個世界上沒有人不是亞
當-斯密筆下的「自然人」，宋人是，所以他們靠自己的生產活動來實現自身的效用最大
化；蠻人也是，所以他們靠對外掠奪來實現相同的目的，也算是發揮了各自的「比較優勢
」了吧。
　　在此我們不妨將宋遼之間的關係看成是一場博弈，面對和與戰的選擇，其實宋遼雙方
都深陷「囚徒困境」的兩難之中。對遼而言，雖然國力比宋小得多，但是它的戰爭成本也
相對很小，同時「風險收益」卻很大。所以它可以多次的進行「試錯」，以實現險中取勝
。對宋而言，雖然國力昌隆，但是要求人民放棄紙醉金迷般的生活，長期駐守苦寒之地隨
時冒著生命危險地工作也不現實。所以我們不妨假設這是一場雙方進行的「非合作」博弈
，那麼如何選擇才能夠達到這場博弈的「納什均衡」呢？
有些人之所以不能夠接受宋朝的做法，歸根到底還是他們心靈深處「大漢族主義」的
情結在作怪。這些人並沒有真正把契丹人建立的國家當作與我們對等的國家加以尊重，滿
腦子「蠻夷」的概念，只想著除之以後快。這種思維模式和那些滿清遺老遺少們「天朝尚
國」的思想如出一撤。他們並沒有感受到宋朝政府切實的難處和普通百姓最根本的願望。
與其將全國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集中起來進行一場勝負未可知的戰略冒險，不如用較小的
代價去換取長久的和平。要知道，如果戰爭繼續下去，那我們依舊是在「用己之短，攻敵
之長」，這是不明智的選擇，也是對百姓的生命和財產不負責任的做法。和遼人相比，我
們應該有能力發現除武力之外解決雙方矛盾的更好方法。從維護當時的國際秩序和國家的
發展穩定出發，《澶淵之盟》為解決國與國之間的領土爭端和其他矛盾衝突提供了一個很
好的範本，它能夠被雙方始終如一地執行一百多年就充分地證明了它的有效性和前瞻性，
是應該給與充分肯定的。
　　利用《澶淵之盟》成功的解決了「外患」之苦以後，宋朝政府又是如何來實現生產力
的巨大飛躍呢？在此我們特別要論述一下宋朝政府在治理經濟時改採取的種種特殊政策。

　　北宋進入中期之後，因為和平的環境和生產的恢復，人口的增長是迅速的，甚至超過
了一億大關。人地比例之間的矛盾之劇烈是它以前的朝代所不曾面對過的。讓我們先來看
看人口增加之後會導致哪些問題：人口的增加，導致土地供給的相對短缺和勞動力供給的
相對過剩，由此會引發土地價格的上漲和勞動力價格的下跌。　
　　讓我們先來看看土地價格上漲所導致的結果：土地價格上漲，經營土地的成本增加。
土地的經營者若想保持收益的穩定，維持投資土地的利潤率，就必須想方設法地採用更加
先進的技術，以實現增加產量，降低成本的目的。他們需要利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去彌補
因為地價上漲所導致的成本增加。單單從這方面來看，這種做法無疑大大促進了農業科技
水平的進步和農業勞動效率的提高。我們都知道，社會的進步歸根到底是技術的進步，來
源於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宋朝正是因為具備了科技進步的「原動力」，才真正實現了社會
總產品的跨越式增長。
　　土地價格上漲所導致的另一個不容忽視的結果是促進了宋朝經濟的產業結構調整。我
們知道，對於農業文明時代的封建王朝來說，農業永遠是立國之本。中國曆朝歷代都是最
為強調「民以食為天」的，「士農工商」的傳統根深蒂固。但是為什麼單單宋朝實現了「
工商立國」呢？我們發現當時的宋朝同樣具備了產業升級的
「原動力」：
　　人多地少的矛盾會不可避免地導致經營土地的成本增加，經營土地的收益率下降。這
樣的客觀環境恰恰促進了資本和其他資源由經營土地為主的農業向對土地的依賴程度相對
較小的其他產業的轉移。相對於從事土地經營的農業，手工製造業，服務業對土地的依賴
程度大大降低，土地價格的上升對這些行業的衝擊也就相對較小，對其成本結構的影響也
不大。因此，許多從前從事土地經營的投資者會將他們的資金轉投到投資回報相對較多的
製造業，服務業之中。大量資金和其他資源（例如人力資源）的注入無疑會促進這些產業
生產能力的空前提高。
　　相對於以傳承經驗為主要演進方式的農業；手工業，服務業的生存更加注重對技術進
步的依賴和管理方法的提升。隨著投入這些產業的資金及其他資源的增加，產業內部的競
爭也就會隨之加劇。在外部競爭的壓力下，投資者出於生存和維持經營的考慮，必然會想
方設法提高自身的競爭能力。因為這些產業的核心競爭力源自於對技術進步的依賴和管理
方法的提升，所以我們看到的結果就是為數眾多的發明創造（包括眾所周知的「四大發明
」中的四之有三）和無數以傳授實踐經驗為目的的各類著作都源自於宋代。陳寅恪，李約
瑟對宋王朝的褒揚也就不難被解釋了。
隨著科技進步帶來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宋朝的勞動力價值也就相應地得到了充實。換句
話說，每個勞動者在相同的勞動時間內創造的財富比以往大大地增加了，國民的富裕程度
也比以往大大地增加了。通過技術的進步，老百姓有錢了，他們的消費也自然會隨之增加
。大眾的需求也從最開始的吃穿不愁，越來越向「縱深」發展。我們從《清明上河圖》的
直觀感受和不計其數的文學作品的側面描繪中可以發現，宋朝人對商品的需求無論是種類
上還是數量上都比前朝有了跨越式的增長：東京汴梁的茶樓酒肆，梨園青樓如雨後春筍；
民間對絲綢，茶葉，書籍，紙張等相對奢侈的產品的消費更是潛力旺盛。更有甚者，大眾
對休閒文化娛樂方面的關注程度也是前所未有提高，現代意義上的「服務業」在宋朝可以
說是發揮到了極致。青樓裡紅粉們的鶯歌曼舞，酒肆中騷客們的文采風流，哪樣不體現出
人們對精神消費的追求？這在衣食無著的年代是不可想像的，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宋朝
的國民富裕程度。
　　按照經濟學「需求拉動」的原理，宋朝商品經濟的繁榮很大程度上是需求拉動的結果
。正是因為國民的相對富裕導致了持續的旺盛需求，這種需求又導致了資金和勞動力向手
工業和服務業傾斜；反過來，投資手工業和服務業取得的高額回報又再一次地將需求推向
了新的高度，國民經濟因此走上了良性循環的軌道。
　　此外，當科技的進步帶動生產力水平提高，使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達到一個嶄新的層次
之後，改造舊有的，不適合生產力發展水平要求的生產關係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為此
，無數「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先哲們開始了對改造舊有生產關係的思考。小到單個生產作
坊的管理，產品的營銷（微觀經濟學？）；大到政府機構的改革，國家大政方針的制定（
宏觀經濟學？），宋朝的知識分子們所做的研究是廣泛和深入的。這些研究拿現代意義的
學科分類來衡量，所涉及的領域不僅包括經濟學範疇，更包含哲學，社會學，政治學以及
管理學等社會科學諸多學科的諸多方面。這些研究不僅造就了宋朝的經濟繁榮，更實現了
宋朝文化教育事業的昌明。作為一個實現了「文官政治」的王朝，宋朝的知識分子數量之
多，地位之高，學術環境之寬鬆，也是中國歷史上所僅見的。這也從一個方面保證了科技
的持續創新能力和政府機構的執政及應變能力能夠適應經濟快速發展的要求。
　　上文提到過，人地比例的變化還會造成另一個後果，那就是勞動力價格的下跌。在勞
動力的供給增加，而土地的供給又相對減少的情況下，土地的所有者在選擇土地的租種者
的時候往往會更加地慎重。一方面是地價的上漲導致他們經營土地的機會成本增加，風險
加大；另一方面是勞動力供給的增加使土地所有者的選擇空間加大。二者疊加的結果是土
地的經營者只會將土地租給信譽良好，生產技術水平相對較高的農戶去經營，以降低自己
的風險，保證自己的收益。對於土地的租種者而言，則必須想方設法提高自身的耕作技術
和經營能力，以防止在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被淘汰。從中我們不難發現農業生產效率提
升的內在「原動力」，土地的使用效率提高也就成了這種機制下的必然的結果。
　　另一方面，農村勞動力資源的過剩，勞動力市場競爭的加劇還會導致社會失業的增加
。這就必然導致農村大量剩餘勞動力要向其他產業進行分流。在此我們發現了一個非常有
趣的現象：一方面是原本從事土地經營的資本從農業中抽離出來，在市場上「尋租」；另
一方面是大量的剩餘勞動力也從農業勞動中被釋放出來，被推向了市場。這一切都為二者
在其他產業裡的重新結合提供了條件，同時也為工商業的大發展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契機。
我們知道任何產業的發展都離不開資本的支持和勞動力的補充，宋朝當時的社會條件恰恰
實現了二者在工商業領域的有機結合，產業的繁榮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
　　與農業經濟中農民為土地所有者佃耕的生產方式不同；在工商業領域，特別是手工製
造業，更多的採用僱傭勞動的方式進行運作。歷史課本中將明朝中後期江南一些地區站在
橋頭「待價而沽」的織戶當作是中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個人認為不是十分的合適
。我們很難想像在宋朝如此龐大的工商業領域裡不存在以僱傭勞動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生產
關係。我們同樣很難想像宋朝數量眾多，規模龐大，涉及採掘業，出版業，制瓷業等諸多
行業的手工工場都是靠一家一戶的傳統經營方式來維繫的。以制瓷業為例，北宋為數眾多
的「官窯」和「民窯」都是管理複雜，分工細緻，產量巨大，集專業的技術人才和管理人
才為一體，具備現代「企業」雛形的產銷一條龍的龐大生產合作組織。對個人或單個家庭
而言，達到如此的規模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再來看看流通領域，宋朝在流通領域中的商品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價值上都可謂是「前
無古人，後無來者」。單就反映流通領域商品價值量的貨幣總供給來看，北宋中期以後平
均每年的鑄幣量就要超過唐朝幾十年鑄幣量的總和。可以想像當時以交換為目的，輸入到
流通領域的商品數量是何等的驚人。傳統農業社會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是不可能生產
出能夠滿足流通領域如此巨大需求的產品的。因此，我們沒有理由懷疑在工商業如此繁榮
的宋朝存在大量的以僱傭勞動為特徵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基於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以僱傭勞動為特徵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宋代就
應當得到了大規模的推廣。從經濟發展史的角度來看，從封建社會的小農經濟到資本主義
社會的機械化大生產堪稱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偉大的跨越」。值得我們自豪的是，這種跨
越應該首先發生在公元十一世紀，世界的東方！而不是像大多數學者所認為的那樣，來自
於地球的另一半，亞平寧半島上那個叫做「佛羅倫薩」的地方。
基於以上的分析，我們更加可以看出，在宋朝歷任統治者「專修內政」的政策指引下，宋
朝政府不僅成功地為國家的經濟建設贏得了長久的和平環境，而且一如既往地關注實際有
效控制區域的治理。在經歷了長期的和平發展和休養生息之後，當人地比例發生變化時，
又懂得利用經濟規律，採用資本和勞動力向其他產業分流的辦法一勞永逸地解決了人地比
例矛盾這一始終困擾歷代封建王朝發展的尖銳問題，成功實現了產業升級。與此同時，政
府通過對知識分子的寬鬆政策實現了科技與管理水平的飛躍，這種飛躍又為經濟的發展提
供了強大的「原動力」。在旺盛持續的社會需求的拉動下，最終實現了工商業的空前繁榮
和社會經濟文化的百年盛世。種種這些按照經濟規律辦事的做法即使是在當今社會也應該
被看成是非常有創造力和建設性的創舉。
　　今天，當我們腦海裡依舊浮現汴梁城的花花美景的時候，當我們的眼中再度閃現大宋
朝的紙醉金迷的時候，當我們的耳畔又一次迴響先哲們的溢美之詞的時候，我們更應該靜
下心來，仔細地揣摩這繁華盛世所經歷的心路歷程，認真地聆聽這輝煌之後留下的諄諄教
誨。當浮華已逝，輝煌不再之後，我們應當回國頭來，平靜的反思我們走過的每一步，留
下的每一個腳印是否都如我們的先輩們那樣走的堅定而執著？我們應當捫心自問，我們更
應當不斷地修正我們的航線，努力地追尋那條屬於我們自己的復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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