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淮南：政治決心 解決歐洲危機關鍵 - 美元

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與法國之間爆發了凡爾登戰役(Battle of Verdun)，

總共超過70萬人陣亡。戰況之慘烈，血流足以成河。

68年後，也就是1984年，德國總理柯爾(Helmut Kohl)與法國總統密特朗

(Francois Mitterrand)共同出席凡爾登之役紀念典禮。

當時天空下著雨，柯爾的右手緊握著密特朗的左手，共同面對陣亡將士，

一起宣示：「歐洲是我們共同的祖國」(Europe is our common fatherland)。

柯爾與密特朗都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痛經驗。柯爾曾回憶，

當時他還是個十多歲的小孩子，在跋山涉水回到殘破不堪家鄉的路上，

第一次感受到飢餓的恐懼。較為年長的密特朗則參加地下反抗軍，曾被德軍俘虜。

在一次演講中，密特朗回憶他的親身體驗，在台下聆聽的柯爾，不禁潸然淚下。

兩國領袖手牽手的那一幕，日後成為歷史的經典。

那一刻，兩大世仇捐棄成見，成為共同奮鬥的親密朋友。兩人深信，

歐洲的統一，攸關戰爭與和平。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便以堅定無比的決心與勇氣，

排除萬難。7年之後，馬斯垂克條約(Treaty of Maastricht on European Union)簽訂

；再過了8年，歐元誕生。兩位巨人最終的願景，獲得初步的實踐。

如今，歐元的存續岌岌可危。國家之間，相互埋怨，不斷齟齬，

將歐洲進一步推入無底深淵。此一情景，令人想起聖經中有名的

巴別塔(Tower of Babel)故事：大洪水之後，共同使用同一語言的人類，

聯合起來興建通往天堂的高塔。但上帝認為人類過於自滿、驕傲，若此塔建成，

將會為所欲為。於是就讓他們各說不同的語言，以致無法相互溝通，

巴別塔最終歸於失敗。

歐元的問題，是天意，還是人為呢？攤開歐元區的基本資料，

平均每人GDP與日本相近；2011年財政赤字對GDP比率為4.1%，

低於美國與日本的9.6%與8.2%；政府債務餘額對GDP比率為88%，

也遠低於美國的102.9%與日本的229.8%；經常帳餘額對GDP比率，僅為-0.3%，

也接近平衡，且優於美國的-3.2%。從這些基本面來看，

歐元區不但不應該陷入一片混亂，而且理應較美國與日本表現為佳，

何以會有今日困頓的局面？

不妨以美國做為參考架構，以檢視歐洲的問題。

美國是50個州組成的聯邦體制國家，有如共同使用美元的50個國家。

雖然各州經濟情況差異很大，且存在著各種大大小小的經濟問題；

但長久以來，被視為共同通貨區的典範，

也是當年歐洲國家準備走向政治統一的師法對象。

美國是個貨幣與財政完全統合的國家，如果地方州發生經濟金融問題，

可透過財政移轉機制，將資源移轉到亟需援助的地區。

除此以外，美國能夠迅速動員財政資源，也可避免問題擴散至其他地區。

一如2008年，美國引爆了全球金融危機，在情況最為危急的時候，

財政部透過國會立法，動員規模更大的財政資源，在一年之內，迅速穩定了局面。

歐洲方面，歐元誕生之後，成為歐元區卓越的債務融通機器；

該區國家得以低利不斷對外舉債，以因應入不敷出。

歐元區整體來看，雖然經常帳餘額對GDP比率接近平衡；

但主要國家中，僅德國與荷蘭為經常帳順差國家，其他不少國家，

尤其是問題國家的經常帳出現持續性的逆差，反映了這些國家不斷向外借款、

寅吃卯糧。有的舉債國家主要問題發生在政府部門，形成主權債務危機，

如希臘與義大利；有的舉債國家問題主要發生在銀行部門，

形成銀行危機，如愛爾蘭與西班牙。一旦各種問題陸續爆發，

便對整個區域不斷造成強大的衝擊。

很不幸，歐元區雖然是貨幣巨人，卻是財政侏儒。歐元區的財政整合，

只建立在鬆散的財政紀律化要求，卻沒有財政聯盟(fiscal union)的設計。

柯爾與密特朗最終的理想是建立統一的歐洲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Europe)，

但歐元區成立之後，歐洲國家忽略其重要性，耽於歐元帶來的龐大利益，

在財政整合制度的建構上並無真正的進展。問題發生之後，

沒有財政移轉機制可資運用，以支援受困的會員國；更因為缺乏這樣的制度，

反而導致國家之間相互指責，一事無成。

除了財政沒有統合以外，過去歐元區的金融發展，

側重在資本自由移動及銀行與金融業經營自由化等，而在金融監理方面，

主要採取會員國相互尊重的互惠主義。一直到2010年7月，

方著手推動泛歐的金融監理機制。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後，

歐元區部分會員國的銀行體系，就已陷入經營困難與不良資產偏高的問題；

而由於歐洲缺乏統一的金融監理制度、銀行存款保險機制、銀行紓困基金、

金融機構接管等與銀行聯盟(banking union)有關的制度設計，

更使得銀行難以承受危機的來襲。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即主張，

金融監理與債務重整應肩併肩、手攜手，共同前進。

美國方面，受到金融自由化風潮的影響，其金融監理機制也相當鬆散，

最終導致次級房貸危機，並引爆了全球金融危機。

但美國本就已建立存款保險制度，而在雷曼兄弟倒閉，情況十分緊急的時候，

美國聯準會立刻大規模擴大資產收購計畫，及時防止了金融體系崩盤；

又在國會通過立法後，政府進一步接管大型銀行，有助於抑制危機的擴散。

歐洲地區也應該進行深度的經濟結構改革。

例如，歐洲勞動法規十分嚴格，對勞動者過於保護，

而部分問題國家的福利政策過於寬厚，以致於生產力呈現停滯，使問題更形嚴重；

因此應該進行勞動市場改革，並調整公民營事業的結構，以提昇對外競爭力，

扭轉持續性經常帳逆差的趨勢。

歐元區若僅有財政聯盟、銀行聯盟與結構改革等，尚不足以克竟全功。

這是因為各國的經濟除了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以外，還有就業政策、工資政策、

貿易與產業政策等，以及非經濟層面的外交與安全政策等領域。

長期而言，歐元區應進行深度的政治整合，走向政治聯盟(political union)，

以促使各個政策領域皆能協調一致。

這當然是一個相當困難的目標。但歐洲危機使得歐元問題影響及於全球。

1971年，尼克森政府時代的財政部長康納利(John Connally)脫口說出：

「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但那是你們的問題。」

(The dollar is our currency but your problem)；

2012年6月18日，美國華爾街日報改為：「歐元是他們的貨幣，

但卻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問題。」

(The euro is their currency but everybody`s problem)。

歐元影響之深遠，一旦崩解，後果難以想像。

歐元並不只是17個歐洲國家共同使用的貨幣，它也是主要的國際貨幣與國際準備貨幣，

確保歐元的存續與穩定，歐洲國家責無旁貸。

在一片紛紛擾擾當中，我們欣見最近的歐盟高峰會踏出重要的一步。

歐盟領袖責成歐洲央行建立單一的銀行監理機制，在該機制確立後，

可透過現有的歐洲紓困機制注資銀行，並購買成員國的主權債券。

注資銀行可切斷主權債務評價與銀行資產價值下跌，相互造成的惡性循環；

而購買主權債券則可降低問題國家的借款成本，兩者皆有助於促進歐洲的金融穩定。

此外，歐盟將斥資1,200億歐元，用以刺激歐洲地區經濟成長，並創造就業機會，

對於問題國家擺脫財政緊縮與經濟衰退的惡性循環，也具有正面意涵。

在2012年底前，歐洲理事會也將提出經濟暨貨幣聯盟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報告，

內容包括金融整合架構、預算整合架構、經濟政策整合架構、

強化民主的正當性與可信度等四大願景，期望有助於使原本制度不全的歐元區，

蛻變成真正的貨幣聯盟，進而成為歐洲統合的基礎。

這些都是令人感到欣慰的發展。回顧當年柯爾與密特朗的雄心壯志，

或許他們早已知道，非經刻骨銘心的深刻體驗，難以成就歐洲統合大業。

期盼德國總理梅克爾與法國總統歐蘭德(Francois Hollande)會以天下蒼生為念，

並以柯爾與密特朗的再世自我期許，下定決心、堅定意志，致力於解決歐洲危機，

促進歐洲統合，不僅有益歐洲，也將有助於全球政治、經濟的長期穩健發展。

中央銀行7月1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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