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百年滄桑，重建大學精神 - 證券討論

最近以來，教育不斷成為話題焦點。不僅是教育改革問題重重，尤其大學分發剛剛
結束，過度氾濫的私立大學、不斷貶值的大學文憑、研究所被過度膨脹、教育部無法管
理私校的素質、政黨勢力介入校園成立各種團體等，都成為關心教育者矚目的焦點。套
用一句大陸文革時期的話：大學變成「大家都來學」。我們不反對「大家都來學」
」，也不以為大學是一種知識貴族的教育，但大學之所以不同於中小學，不同於職業技術
學院，不同於專業教育，它應該有一個更崇高的目的與理想。這就是這次教育改革討論
中，未曾再問的一個古老話題：大學教育是什麼？為什麼是這樣的教育體制？

一九九八年，北京大學舉辦創校一百年的紀念會時，曾有許多教育學者回顧北大歷
史，當時最令人動容的一句話是民初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名言：「所謂大學者，非謂
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大師在校園裡的身影，讓人不禁回想胡適、蔡元培、
陳獨秀諸大師在北大校園的身影，也會想念起當年傅斯年主政下的台大校園。

我們無意說今不如昔，但過度氾濫的大學，讓許多原本只有專業學院體質的專科
學校，一下子翻身成為大學。而一些高職的技術職業學校，則翻身成為學院。所
有的規範，只是在資格上作審查，甚至一切只是在有意放寬大學設置，以緩和升
學壓力的目的下，放任原本資格非常差的學校升等。當政治正確取代大學的專業要
求時，大學精神的崇高性就消失了。現在，學生如果問，那一所大學最好，誰還能答得
出？要回答這個問題，最後竟只能回到最古老的答案：「那裡有大師，那裡就是好
大學。」

關於政治與大學的關係，也是另一個無法迴避的課題。中國自有大學以來，政治勢力
一直想介入控制，一切只能由學校主政者依據大學的獨立精神，去除政治干擾，回歸
學術獨立精神。因而蔡元培早就曾提出過教授治校、大學自治的觀念。台灣也曾有過
學術無法自主的白色恐怖時期。台大哲學系事件、殷海光停教就是一例。然而，時
至今日，大學所面臨的問題依舊。各政黨想進入校園，不全然是為了控制，而是想要
學生的選票。更荒謬的是，以往的大學生拚了命要政治勢力退出校園，現在的大學生
居然有這個迷那個迷。百年來的大學者如果地下有知，看今天台灣學生獨立思想如
此薄弱，甚至甘為政客搖旗，不知會有多痛心！

蔡元培曾說過：「教育是要個性與群性平均發達的。政黨是要製造一種特別的群性，
抹殺個性。例如，鼓勵人民親善某國，仇視某國；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
今日的政黨往往有此等政策，若摻入教育，便是大害。教育是求遠效的；政黨的政策是
求近功的。……政黨不能常握政權，往往不出數年，便要更迭。若把教育權也交與政
黨，兩黨更迭的時候，教育方針也要跟著改變，教育就沒有成效了。所以教育事業不
可不超然於各派政黨以外。」

這一段話講於什麼時候？一九二二年三月，距今八十一年。但我們觀察今日台灣政
黨輪替後，為了意識形態的改造，從課本內容的更迭到學習體制的變化，幾乎都脫不開
政治的陰影。我們並非說教材與課本不能改變，適應時代變遷而改，乃是必然。但過度
服務於政黨與單一意識形態，未免將學生當成無主體意志的羔羊。而政黨所刻意營
造的仇此親彼的意識形態，又與蔡元培當年所批判者何異？這難道是教育的目的嗎？

至於大學教育的目的，潘光旦於一九三六年曾寫過：「近代所謂新教育有許多對不起
青年與國家的地方。……一句話總括起來說：教育沒有能使受教育的人做一個『人』，
做一個『士』。」他認為中國近代教育脫不出三個範圍：一是公民、平民或義務教育；二
二是職業或技能教育；三是專家或人才教育。但它都脫離「為人之道」非常的遠。
也正因此，專家只能成為專業文官，而缺乏一種「任重而道遠」的精神，文官只能為
上層服務，卻極易墮落為貪官污吏，皆與此有關。他批判說：「教育沒有教一般人做
人，更沒有教一些有聰明智慧的人做士，沒有教大家見利思義，安不忘危。」

反觀今天，教育依然未脫出這三個範圍，而專業者的培養，除了就業的市場考量，更
無法培養出負責任、有遠見、知義利之辨的文官。大學教育如之何？

回顧歷來教育學者的理念，我們無意尊古貶今，反而有一種悲哀，因為百年來的理
想依舊未實現。而教育，畢竟是百年不能更迭的大業啊！現在重提大學精神與教育理
想，只是想提醒教育改革者，能回顧百年來的大學精神，知其理念與精神的所在，讓
台灣的教育在更長遠、更恢弘的氣度上，重建大學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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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三時,被導師唱衰考不上建中
後來不小心上建中嚕
在高二時,被導師唱衰考不上好大學
我毅然決然留級離開他的班，後來不小心在台大念了兩個學位
在研一時,被BOSS嫌沒有台大電機的樣쬊 我毅然決然離開他的實驗室，這次結果會如何,誰也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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